近年好幾次在使用「氛圍」一詞，反被嘰「平時反對正文中使用潮語，怎麼卻也抄了內地常用新詞？」。
一時間反駁無語，但清楚記得這詞拜讀於少年，絕非近年赤化後所創新詞。
近日藍藍在工作上，填寫一些正式報告文件時，引用了「氛圍」一詞；被同事硬評文學底子不好，逼令將這「不正規」詞語改掉，認為這算是白字。
她回來跟我討論，這下，我只好去請教我們的小雪老師，她同意這詞並非近年新興，順手先找來網上一個類同疑惑同解答：
(摘自網絡文章：張大春答網友張元翰—關於氛圍)
我也找上朱自清的《論朗誦詩》
戰前已經有詩歌朗誦,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,看看新詩是否有它自己的音節,不因襲舊詩而確又和白話散文不同的音節,並且看看新詩的音節怎樣才算是好。這個朗誦運動雖然提倡了多年,可是並沒有展開;新詩的音節是在一般寫作和誦讀裏試驗著。試驗的結果似乎是向著勻整一路走,至於怎樣才算好,得一首一首詩的看,看那感情和思想跟音節是否配合得恰當,是否打成一片,不漏縫兒,這就是所謂“相體裁衣”。這種結果的獲得雖然不靠朗誦運動,可是得靠誦讀。誦讀是獨自一個人默讀或朗誦,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誦。這跟朗誦運動的朗誦不同,那朗誦或者是廣播,或者是在大庭廣眾之中。過去的新詩有一點還跟舊詩一樣,就是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,所以只可以“娛獨坐”,不能夠“悅眾耳”,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,不能訴諸群眾。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,我想根由就在這裏。而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,不但廣大的展開,並且產生了獨立的朗誦詩,轉捩點也在這裏。
抗戰以來的朗誦運動起於迫切的實際的需要——需要宣傳,需要教育廣大的群眾。這朗誦運動雖然以詩歌為主,卻不限於詩歌,也朗誦散文和戲劇的對話;只要能夠獲得朗誦的效果,什麽都成。假如戰前的詩歌朗誦運動可以說是藝術教育,這卻是政治教育。政治教育的對象不用說比藝術教育的廣大得多,所以教材也得雜樣兒的;這時期的朗誦會有時還帶歌唱。抗戰初期的朗誦有時候也用廣播,但是我們的廣播事業太不發達,這種朗誦的廣播,恐怕聽的人太少了;所以後來就直接訴諸集會的群眾。朗誦的詩歌大概一部分用民間形式寫成,在舊瓶裏裝上新酒,一部分是抗戰的新作;一方面更有人用簡單的文字試作專供朗誦的詩,當然也是抗戰的詩,政治性的詩,於是乎有了“朗誦詩”這個名目。不過這個名目將“詩”限在“朗誦”上,並且也限在政治性上,似乎太狹窄了,一般人不願意接受它。可是朗誦運動越來越快的發展了,詩歌朗誦越來越多了,效果也顯著起來了,朗誦詩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。於是乎來了論爭,論爭的焦點是在詩的政治性上。筆者卻以為焦點似乎應該放在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或獨占的地位上;筆者以為朗誦詩應該有獨立的地位,不應該有獨占的地位。
筆者過去也懷疑朗誦詩,覺得看來不是詩,至少不像詩,不像我們讀過的那些詩,甚至於可以說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。對的,朗誦詩的確不是那些詩。它看來往往只是一些抽象的道理,就是有些形象,也不夠說是形象化;這只是宣傳的工具,而不是本身完整的藝術品。照傳統的看法,這的確不能算是詩。可是參加了幾回朗誦會,聽了許多朗誦,開始覺得聽的詩歌跟看的詩歌確有不同之處;有時候同一首詩看起來並不覺得好,聽起來卻覺得很好。
筆者這裏想到的是艾青先生的《大堰河》(他的乳母的名字);自己多年前看過這首詩,並沒有註意它,可是在三十四年昆明西南聯大的“五四”周朗誦晚會上聽到聞一多先生朗誦這首詩,從他的抑揚頓挫裏體會了那深刻的情調,一種對於母性的不幸的人的愛。會場裏上千的聽眾也都體會到這種情調,從當場熱烈的掌聲以及筆者後來跟在場的人的討論可以證實。這似乎是那晚上最精彩的節目之一。還有一個節目是新中國劇社的李先生朗誦莊湧先生《我的實業計劃》那首諷刺詩。這首詩筆者也看到過,看的時候我覺得它寫得好,抓得住一些大關目,又嚴肅而不輕浮。聽到那洪鐘般的朗誦,更有沈著痛快之感。筆者那時特別註意《大堰河》那一首,想來想去,覺得是聞先生有效的戲劇化了這首詩,他的演劇的才能給這首詩增加了些新東西,它是在他的朗誦裏才完整起來的。
後來漸漸覺得,似乎適於朗誦的詩或專供朗誦的詩,大多數是在朗誦裏才能見出完整來的。這種朗誦詩大多數只活在聽覺裏,群眾的聽覺裏;獨自看起來或在沙龍裏念起來,就覺得不是過火,就是散漫,平淡,沒味兒。對的,看起來不是詩,至少不像詩,可是在集會的群眾裏朗誦出來,就確乎是詩。這是一種聽的詩,是新詩中的新詩。它跟古代的聽的詩又不一樣。那些詩是唱的,唱的是英雄和美人,歌手們唱,貴族們聽,是伺候貴族們的玩意兒。朗誦詩可不伺候誰,只是沈著痛快的說出大家要說的話,聽的是有話要說的一群人。朗誦詩雖然近乎戲劇的對話,可又不相同。對話是劇中人在對話,只間接的訴諸聽眾,而那種聽眾是悠閑的,散漫的。朗誦詩卻直接訴諸緊張的、集中的聽眾。不過朗誦的確得註重聲調和表情,朗誦詩的確得是戲劇化的詩,不然就跟演講沒有分別,就真不是詩了。
朗誦詩是群眾的詩,是集體的詩。寫作者雖然是個人,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,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。他的作品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,得在群眾的緊張的集中的氛圍裏成長。那詩稿以及朗誦者的聲調和表情,固然都是重要的契機,但是更重要的是那氛圍,脫離了那氛圍,朗誦詩就不能成其為詩。朗誦詩要能夠表達出來大家的憎恨、喜愛、需要和願望;它表達這些情感,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,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,它給群眾打氣,強調那現場。有些批評家認為文藝是態度的表示,表示行動的態度而歸於平衡或平靜;詩出於個人的沈思而歸於個人的沈思,所以跟實生活保持著相當的距離,創作和欣賞都得在這相當的距離之外。所謂“怨而不怒”,“樂而不淫”,“哀而不傷”,所謂“溫柔敦厚”以及“無關心”的態度,都從這個相當的距離生出來。有了這個相當的距離,就不去計較利害,所以有“詩失之愚”的話。朗誦詩正要揭破這個愚,它不止於表示態度,卻更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。行動或工作沒有平靜與平衡,也就沒有了距離;朗誦詩直接與實生活接觸,它是宣傳的工具,戰鬥的武器,而宣傳與戰鬥正是行動或者工作。瑪耶可夫斯基論詩說得好:
照我們說韻律———大桶,
炸藥桶。一小行———導火線。
大行冒煙,小行爆發,
…………
這正是朗誦詩的力量,它活在行動裏,在行動裏完整,在行動裏完成。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。宣傳是朗誦詩的任務,它諷刺,批評,鼓勵行動或者工作。它有時候形象化,但是主要的在運用赤裸裸的抽象的語言;這不是文縐縐的拖泥帶水的語言,而是沈著痛快的,充滿了辣味和火氣的語言。這是口語,是對話,是直接向聽的人說的。得去聽,參加集會,走進群眾裏去聽,才能接受它,至少才能了解它。單是看寫出來的詩,會覺得咄咄逼人,野氣,火氣,教訓氣;可是走進群眾裏去聽,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。再說朗誦詩是對話,或者三言兩語,或者長篇大套;前一種像標語口號,看起來簡單得沒味兒,後一種又好像羅嗦得沒味兒。其實味兒是有,卻是在朗誦和大家聽裏。筆者六月間曾在教室裏和同學們討論過一位何達同學寫的兩首詩,我念給他們聽。第一首是《我們開會》:
我們開會我們的視線
像車輻集中在一個軸心
我們開會我們的背
都向外砌成一座堡壘
我們開會我們的靈魂
緊緊的
擰成一根巨繩
面對著共同的命運
我們開著會就變成一個巨人
這一首寫在三十三年六月裏,另一首《不怕死———怕討論》寫在今年六月三日,“六二”的後一日:
我們不怕死可是我們怕討論
我們的情緒非常熱烈
誰要是叫我們冷靜的想一想
我們就嘶他通他
我們就大聲地喊
滾你媽的蛋
無恥的陰謀家
難道你們不知道我們只有情緒
我們全靠情緒
決不能用理智壓低我們的情緒
可是朋友們我們這樣可不行啊
我們不怕死
我們也不應該怕討論
要民主———我們就得討論
要戰鬥———我們也得討論
我們不怕死
我們也不怕討論
一班十幾個人喜歡第一首的和喜歡第二首的各占一半。前者說第一首形象化,“結構嚴緊”,而第二首只“是平鋪直敘的說出來”。後者說第二首“自然而完整”,“能在不多的幾句話裏很清楚的說出為什麽不怕死也不怕討論來”,第一首卻“只寫出了很少的一點,並未能很具體的
寫出開會的情形”;又說“在朗誦的效果上”,第二首要比第一首大。筆者沒有練習過朗誦,那回只是教學上的誦讀;要真是在群眾裏朗誦,那結果也許會向第二首一面倒罷。因為筆者在獨自看的時候原也喜歡第一首,可是一經在教室裏誦讀,就覺得第二首有勁兒,想來朗誦起來更會如此的。“結構嚴緊”,回環往覆的寫出“很少的一點”,讓人仔細吟味,原是詩之所以為詩,不過那是看的詩。朗誦詩的聽眾沒有那份耐性,也沒有那樣工夫,他們要求沈著痛快,要求動力——形象化當然也好,可是要動的形象,如“炸藥桶”、“導火線”;靜的形象如“軸心”、“堡壘”、“巨繩”,似乎不夠勁兒。
“自然而完整”,就是藝術品了;可是說時容易做時難。朗誦詩得是一種對話或報告,訴諸群眾,這才直接,才親切自然。但是這對話得幹脆,句逗不能長,並且得相當勻整,太參差了就成演講,太整齊卻也不自然。話得選擇,像戲劇的對話一樣的嚴加剪裁;這中間得留地步給朗誦人,讓他用他的聲調和表情,配合群眾的氛圍,完整起來那寫下的詩稿——這也就是集中。劇本在演出裏才完成,朗誦詩也在朗誦裏才完成。這種詩往往看來嫌長可是朗誦起來並不長;因為看是在空間裏,聽是在時間裏。筆者親身的經驗可以證實。前不久在北大舉行的一個詩歌晚會裏聽到朗誦《米啊,你在那裏?》那首詩,大家都覺得效果很好。這首詩夠長的,看了起來也許會覺得羅嗦罷。可是朗誦詩也有時候看來很短,像標語口號,不夠詩味兒,放在時間裏又怎麽樣呢?我想還是成,就因為像標語口號才成;標語口號就是短小精悍才得勁兒。不過這種短小的詩,朗誦的時候得多多的頓挫,來占取時間,發揮那一詞一語裏含蓄著的力量。請看田間先生這一首《鞋子》:
回去,告訴你的女人:
要大家來做鞋子。
像戰士腳上穿的結實而大。
好翻山呀,好打仗呀。
詩行的短正表示頓挫的多。這些都是專供朗誦的詩。有些詩並非專供朗誦,卻也適於朗誦,那就得靠朗誦的經驗去選擇。例如上文說過的莊湧先生的《我的實業計劃》,也整齊,也參差,看起來也不長,自然而完整,聽起來更得勁兒。這種看和聽的一致,似乎是不常有的例子。艾青先生的《大堰河》主要的是對話,看起來似乎長些,可是聞先生朗誦起來,特別是那末尾幾行的低抑的聲調,能夠表達出看的時候看不出的一些情感,這就不覺得長而成為一首自然而完整的詩。朗誦詩還要求嚴肅,嚴肅與工作。所以用熟滑的民間形式來寫,往往顯得輕浮,效果也就不大。這裏想到孔子曾以“無邪”論詩,強調詩的政教作用;那“無邪”就是嚴肅,政教作用就是效果,也就是“行事”或者工作。不過他那時以士大夫的“行事”或者工作為目標,現代是以不幸的大眾的行動或者工作為目標,這是不同的。
就在北大那回詩歌晚會散場之後,有一位朋友和筆者討論。他承認朗誦詩的效用,但是覺得這也許只是當前這個時代需要的詩,不像別種詩可以永久存在下去。筆者卻以為配合著工業化,生活的集體化恐怕是自然的趨勢。美國詩人麥克裏希在《詩與公眾世界》一文(一九三九)裏指出現在“私有世界”和“公眾世界”已經漸漸打通,政治生活已經變成私人生活的部分;那就是說私人生活是不能脫離政治的。集體化似乎不會限於這個動亂的時代,這趨勢將要延續下去,發展下去,雖然在各時代各地域的方式也許不一樣。那麽,朗誦詩也會跟著延續下去,發展下去,存在下去,——正和雜文一樣。美國也已經有了朗誦詩,一九四四年出的達文鮑特的《我的國家》(有楊周翰先生譯本)那首長詩,就專為朗誦而作;那裏面強調“一切人是一個人”,“此處的自由就是各處的自由”,這就是威爾基所鼓吹的“四海一家”。照這樣看,朗誦詩的獨立的地位該是穩定了的。但是有些人似乎還要進一步給它爭取獨占的地位;那就是只讓朗誦詩存在,只認朗誦詩是詩。筆者卻不能夠讚成這種“罷黜百家”的作風;即使會有這一個時期,相信詩國終於不會那麽狹小的。
文章中已有使用到「氛圍」一詞；而且在文中討論朗誦時要注意到的就詩中意景情感，而利用聲調與表情，去達至帶領聽眾進入詩的環境感受，形成一種氣氛；謂之氛圍。
小學時代，常有機會被老師相中擔任代表學校出席中英文詩朗誦，曾歷大小賽事數十場；對於唸誦詩詞都算稍有認識。也很同意朱先生所說的方法，這裡也暫不重述上面文章內文。有機會，能找上一些相引的合適詩詞，再引文討論吧；這先記在心。
反而裡面所引的《不怕死———怕討論》一詩，在近年香港在爭取民主自由的「討論」上，這詩重新讀來，感覺與反思也都特固的深。
別緻 BEE （神戶寶莉阿姨） 